换个朝代，换个皇帝，纪年就得重新算，后人研究历史的时候，还得费劲地对应，挺麻烦的。
无奈之下，天干地支纪年法就冒出来了。
用十天干配十二地支，两两组合，一轮下来是六十年。
这方法比帝王名号纪年强点，能形成循环的时间周期。
比如大家常说的甲午战争、辛亥革命，用的都是干支纪年。
不过它的短板也很突出，六十年一循环，过了六十年就又重复了，谁知道说的是哪个朝代的“甲午年”呢？
但在封建时代，这也不算大问题。
那时候的人寿命不长，普通人连吃饭都成问题，哪里有精力关心几百年前的事？
他们只要记住忠君爱国就行，干支纪年法完全够用。
后来汉武帝又搞出了新花样年号纪年，他定了第一个年号“建元”，从此之后，“建元六年”就和“汉武帝五年”对应上了。
后面的皇帝都学着做，唐太宗有“贞观”，唐玄宗有“天宝”，每个年号都有自己的意思。
很显然，年号纪年比之前的方法精准，但它还是离不开皇帝，换个皇帝可能就改年号，没法形成统一连续的纪年体系，算不上真正的通用纪年法。
二、公元纪年咋来的？竟和基督教、历法误差有关
咱们现在用的公元纪年法，是从西方传过来的。
它的名字里就藏着来历，拉丁语叫“AnnoDomini”，翻译过来是“主的年代”。
这“主”，就是基督教信奉的耶稣基督。
如此看来，这纪年法打一开始就和宗教绑在一起了。
不过西方人也不是从公元1年就用这纪年法的。
16世纪之前，他们用的是儒略历。
这历法是罗马共和国的盖厄斯・儒略・凯撒，在希腊数学家索西琴尼的帮助下制定的，公元前45年1月1日正式开始用，一用就是一千七百年。
儒略历看着挺好，但有个小误差。
它算一年是365.25天，可实际一年是365.2422天。
一开始误差不大，可越积越多，每128年就会差出一天。
到了16世纪，误差已经攒到十天了。
这可麻烦了，农民种地靠历法，春分日差了十天，大家都不知道该啥时候播种；基督教更着急，复活节是按春分日算的，春分不准了，复活节都没法过，全年的宗教节日都乱了套。
罗马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急了，发动大家想办法，最后选中了意大利天文学家里利乌斯的提案，这就是后来的格里历，也就是咱们现在用的公元纪年法。
1582年推行的时候，直接把儒略历的十月四日改成了十月十五日，硬生生把差的十天给抹掉了。
这波操作看着粗暴，但确实解决了大问题。
三、公元纪年进中国：康熙时就来了，1949年才正式“上岗”
格里历在欧洲推广开后，慢慢传到了世界各地。
清朝康熙年间，西方传教士来中国，也把这纪年法带了过来。
可那时候咱们中国有自己的纪年习惯，干支纪年和年号纪年用了几千年，民间早就习惯了，几个传教士根本撼动不了。
辛亥革命后，民国政府用了民国纪年，以1912年为民国元年。
但民间不买账，干支纪年还在继续用，有些知识分子和外交场合会用公元纪年，形成了三种纪年法混用的局面，乱得很。
毫无疑问，这种混乱的纪年方式，不利于和世界接轨，也不利于历史研究。
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，公元纪年法才被正式定为国家法定纪年方式。
历史学家们还专门做了推算，找到了公元1年在咱们中国历史上的位置西汉汉平帝元始元年。
那一年，汉平帝才十岁，刚继位没多久，后来就发生了王莽篡汉。
西方的公元纪年法能适配咱们中国历史，还得感谢它的通用性。
咱们中国历史太长了，从春秋战国到西汉，光有干支纪年根本分不清时间先后。
有了公元纪年，就能把中国历史精准地放进世界时间线里，研究起来方便多了。
更何况，用它和世界各国交流，大家也能快速明白彼此说的是哪个时期。
现在再看“公元前”“公元”，是不是就清楚多了？
老祖宗的纪年法藏着古人的生活智慧，西方的公元纪年法带着历史的巧合和需求。
它不是要取代咱们的历史，而是像一把通用的尺子，帮我们更好地丈量、梳理那些波澜壮阔的过往。
不管用啥纪年法，那些藏在时间里的历史故事，那些古人的智慧和经历，才是最值得我们去了解、去琢磨的东西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